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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“文明、文化”去对译Civilization、Culture是灾难性翻译错误

未知 2019-09-09 18:25

在现代汉语中,“文明”、“文化”是两个非常混乱的概念。较之于传统的文言文时期,现代最大的问题是“文明”、“文化”标准和内涵的降级和贬值,即庸俗化、低俗化。也正是这种庸俗化、低俗化,造成了“文明”、“文化”的概念混乱,进而导致对当今世界格局产生错误的认知和判断。

“文化是个框,什么都可往里装”,这是学者对当下文化概念混乱的慨叹。在现代“文化”已经失去了标准,失去了底线,什么行为、什么行当、什么手艺,什么习俗,都可以冠之以文化。唱戏的、说相声的、杂耍的,在文言文时代被归之于“下九流”,与文化无关,但是在现代却一跃成为“文化”,而且是文化之明星。

文明的低俗化、庸俗化表现在国际上就是,任何国家和地区的风土人情,不问是非善恶,都统统称之为“文明”。在文言文时期,中国是不会将“文明”二字轻许给中国之外的地区的,因为那里往往是蛮夷之地,是缺乏文明的。

文明、文化的贬值和低俗化,有点类似于“同志”这个词。“同志”与“同道”近义,“志”就是“志于道”,本来是个很高雅、小众的词。在宋朝那些知名的理学家、大儒,相互之间常用“同志”相称。辛亥革命之后,革命家之间也互称“同志”。解放后,“同志”一词,开始从革命团体向整个社会普及,任何人都可以称之为“同志”,不管他有没有“志”,也不管他的“志”是否真的与自己相同。

正如“同志”的本意是共同立志求道、行道的人,是有这个很高的标准,很高尚的内涵的,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被称作“同志”,“文明”、“文化”也是有很高的标准,不是什么国家、什么社会都有资格被称为“文明”,不是什么职业、什么习俗被可被称之为文化。

在文言文时代,判断一个地区的风俗是否可称之为“文明”的标准,判断一种职业、行当是否可称之为文化的标准,是非常明确的,两者也是一致的。这个标准就是“义”,义利之辨的“义”。一地之风俗、一种行业,如果是讲“义”的、重义轻利的,那么就可以称之为“文明”、“文化”;相反,如果不讲“义”,重利而轻义,就不能称之为“文明”、“文化”,而只能称之为“蛮夷”、“小人”。

从内涵上来说,中文的白话文和文言文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文字,较之于文言文,白话文更象是一种内涵不同的外文。中文和外文之间的转换叫“翻译”,文言文和白话文之间的转换也叫“翻译”,这是非常正确的。正如中文与外文之间的差异,不仅仅在语法技术上,更主要的是在词汇的实质内涵上,中文的白话文和文言文之间的差异,也并非仅在语法技术上,而更在词汇的内涵上。

以“文明”、“文化”为例,在文言文语境中与在白话文语境中,其内涵是不同的。

在文言文语境中,“文明”、“文化”的重心都在“文”。“文”就是“文以载道”之“文”,是承载“道”的工具,因此“文明”、“文化”实质就是“道明”、“道化”。“道”与“义”、“理(礼)”、“义理”、“道义”是同义的。而“道”又是本于人心的,是人心的基本属性,也是人心的思考结果,最终也是以这些思考结果为指导的外在行为的特征。

宋明理学将“理”与“心”的关系归结为:“心即理”、“性即理”,将“心”与“理”直接等同。因此,进一步可以说,“文明”、“文化”和核心在“心”,就是“心明”、“心化”。

《大学》八条目“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,其中“正心”处于承上启下的中枢地位:既是前四条内在心性修炼过程的终结,又是外在事功过程的开始。“正心”就是认识和保持自己的本心本性,在做事时要遵循自己本然心性,这样你的判断和选择就是符合“义”的、符合“道”的,就是合“理”的。“正心”就是“文明”、“文化”。

因此,在文言文时代,“文明”、“文化”的内涵和标准是非常明确的,也是唯一的,概括起来就是“道义”和“心性”。

但是,在白话文语境中,“文明”、“文化”的内涵与文言文绝然不同。白话文的“文明”、“文化”抛弃了文言文语境中的内涵和标准,抛弃了道义和心性的标准。一旦不再讲“义”,不再讲“心”,“文明”、“文化”的标准便大大降低,甚至变得没有标准,没有门槛了。任何没有道义的逐利、逐物的风俗和行为,都可以堂而皇之地给自己扣上“文明”、“文化”的高帽。中国之内,不再有“君子”、“小人”之分,所有的人都成为实质上的小人;世界之内,不再有“文明”和“蛮夷”之别,所有的国家都成为实质上的蛮夷。

文明的凋零,君子的隐退,是与白话文的出现同步发生的。而白话文则是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部分,是从日本引入的。明治之后,日本奉行“脱亚入欧”,实质是“脱中入欧”,进行全盘西化。甲午惨败之后,中国开始以日本为模板,也开始搞西化。只是日本的西化是“一手”的,中国的西化是以日本为中介的“二手”的。

甭管一手、二手,反正中国开始抛弃了此前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、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”的初心,而开始仰慕原本被视作蛮夷的西方风俗了。

尽管此前日本已经受到中国文化1000多年的影响,但是对中国文化,日本并没有学好、学透,因此,依然属于蛮夷之列。中国之所以无法做到“一手”地西化,因为作为文明之邦,中国实在无法直接向蛮夷屈身。自古就有“吾闻用夏变夷者,未闻变于夷者。”日本之所以可以进行直接的“一手”的西化,因为他们自身本来就是没有“文化”的蛮夷,以蛮夷学蛮夷,自然没有太多顾虑。

中国之所以能够在日本的感染下进行“二手”的西化,原因在于,日本的确因受到中国文化1000多年的影响,而拥有了“文化”的外表。或许,向有“文化”外衣的日本学习,比直接向纯粹蛮夷的西方学习,更能让中国心理上好受一些。

更重要的是,日语就是在中文的影响产生的,拥有中文的基础和影子。明治时期的日本学者,正是拥有着中文基础的日语对大量的西方文献进行了翻译,这为中国人学习这些文献提供了语言上的捷径。

新文化运动中,之所以要急迫地从日本引入白话文,很现实的一个动力就是,为引入日本人所翻译的西方经典提供方便。因为,这就导致白话文中,尤其是在学术文献中,来自自语的中文词汇占比高达60%以上。“文明”、“文化”这两个词就包括其中。

由于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流于皮毛,当时的基本态度又是“脱中入欧”,因此当时日本人的翻译,对待西文和中文就是不平等的,而是以西文为主导,让中文(日语中的)屈从于西文。因此,更准确地说,这个过程不能叫“翻译”,而只能叫“强奸”,用西文强奸中文。把西文的内涵,强行注入中文。经过这么以翻译,中文的内涵被改变了,徒有中文之表,其内涵成为西文的了。

随着白话文的兴起,这些大量的被强奸的中文词汇便从日本流入中国,成为白话文的核心词汇。因为,白话文从根本上来说,是一种被强奸的语言,被强行注入西方内涵的语言。只是这个强奸过程不是发生在中国,而是发生在日本。

中国的文字,其根本目的是“文以载道”,是传达和承载道义的工具,是一种道义文字。在甲午战争之前,中国之所以对西方以蛮夷视之,根源就在西方风俗不讲道义和心性,重利而轻义,轻心而重物。当白话文被强行西化后,使得其根本属性发生变化,变得蛮夷化了,也向西方一样,不讲道义和心性了,而只讲利了。

Civilization的词根是 civil,意思是市民的、城市的,Civilization的原始意是城市化的生活方式。Culture的词根是Cult,意思是耕种、农业,Culture的原始意是农业化的生产方式。无论Civilization所指的城市化,还是Culture所指的农业化,都是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,都是风俗的改变,而是这种新的习俗以利而主导的,而非义。用“文明”、“文化”本身标准而言,两者都是属于蛮夷之列、小人之列。

明治时期的日本人将Civilization、Culture与中文“文明”、“文化”对译,显然是错误的,是“义利”不分、“心物”不分的。这样就导致了两个后果,一个是对西方风俗的拔高,把本来属于蛮夷的西方风俗拔高成“文明”、“文化”。另一个后果是对中国文化的贬低,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并列,甚至是还落后与西方的劣等品。

更准确的翻译是,Civilization、Culture对应于中文的“风俗”、“习俗”,西方文明、文化并非文明、文化,而只是西方风俗、习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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